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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4-02-29 14:38:17 点击次数：
杏彩官网注册地址尊敬的蔡昉副院长、刘世锦副理事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相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端智库论坛暨第五届工业发展论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合作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共同承办，经济管理社协办。
首先让我来介绍今天到会的主要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学部委员、第十二届全国蔡昉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刘世锦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赵昌文部长；工业与信息化部规划司李北光副司长；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平燮先生；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姜广智委员；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蔡惟慈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研究员；河北经贸大学武义青副校长；天津财经大学于立副校长；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杨思远副院长；首都经贸大学戚聿东校长助理；招商集团王宏副总经理；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研究所梁建洪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李玮副所长；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研究中心对外关系Edmundo Borja主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Hector Zavala博士。韩国产业研究院北京分院林美兰主任；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高级武甜静高级研究员；三菱商事东亚地区裴欣总裁助理；三菱商事中国商业有限公司金属事业部、钢铁原料组刘阳组长。
参加会议的还有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张宏波副处长；北京市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叶堂林教授；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张贵祥教授；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吴庆玲副教授；同方知网党政与金融知识管理公司谢磊总经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研；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魏后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研究员。
参加本次会议的新闻媒体出版社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财经报、21世纪经济报道、求是杂志社、人民网、中国网、同方知网、经济管理出版社等。此外出席今天论坛的还有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部分学生代表，请允许我代表工业经济研究所向参加本次论坛的与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尊敬的刘世锦主任，尊敬的各位来宾、各界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端智库论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合作暨第五届工业发展论坛今天隆重召开，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也对会议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本次论坛将发布两项成果，分别是《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6）》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两者既有历史的传承关系，又有开拓创新，连续21年出版的集工经所全所之力，系统分析中国工业发展面临重要问题的年度报告，《中国工业发展报告》，传承了工经所所持续关注、深入研究中国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宝贵学术传统。高度精炼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是工经所在中央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和我院推动专业化新型智库建设的背景下联合京津冀三地的研究力量，凝心聚力求突破，锐意创新建智库的重要成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一年来密切跟踪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成果。因为今天的论坛主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合作，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就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大力振兴实体经济谈几个看法。如果发言有一个标题的话，就叫“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强调五大发展理念当中的创新与共享发展。
大家可以从我的题目当中看到，我认为产业政策是需要的，因为你要引领它，应该说和当前的一个重要的讨论，有人说必须要有产业政策，有人根本就不该有，但是我想还是应该需要的。但是我在这里讲的产业政策的核心，今天强调的不是告诉市场及其市场主体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而是要讲我们用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去引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所以我今天既有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意图，同时也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意图。
第一，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试图告诉市场，告诉市场各个主体我们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我们告诉他们是经过我们的研究，无论我们的研究多么高明，但是这种势头可能会有越俎代庖的倾向。一个例子，过去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一些经济学家总结了大量国家的经验，纵向的、横向的，最后总结出有一个“霍夫曼定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重工业的比重越高，而重工业当中更重的这些产业的比重就更高。我们以为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过去发展了叫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实是失败的，是我们计划经济时期失败的主要的原因。同时我们也知道，你把产业的优化升级完全交给一个不完备、不完善的，这个市场发展还不完备、不完善的时候，你交给它自由的发挥，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使得这个产业结构的升级不是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向，它不能体现创新和共享的目的。这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教训，比如说历史上工业时期，很多工业最旺盛的时期很多新的技术产生，那时候政府是完全无为的政府，大概属于斯密类的完全自由放任的时代，因此在工业的整个过程中，它的发展很长时间不是共享的，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工人没有从工业中得到他应该有的份额。我最近在看一个材料，他们讲到就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如火如荼的时期，在英国，在那些工业的中心城市它的劳动者和普通的居民，他的工资是停滞的，遭遇着各种各样的恶化的生活条件，犯罪、污染等等，结果说在这些工业最中心的城市平均预期寿命比英国的平均水平是少了15年。在工业中心的这些人群没有享受新技术的成果，结果还少活了15年。
下面我从制造业实体经济和相关的一些产业部门的关系角度谈一下我的看法。首先制造业VS服务业，就是一般服务业，笼统的来讲。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过去都说一二三产业，叫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产业，说明产业之间是带有依次递进的关系。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又到第三产业，是因为每一次到新的产业高度化的时候，你都带来生产率的进步，这是原则，经济学家库兹涅兹揭示了这个规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是遵循着生产率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把产业结构调整看成是一个库兹涅兹过程，生产率提高就是库兹涅兹过程的产业结构调整，生产率不变就是非库兹涅兹过程，如果生产率下降了，就是逆库兹涅兹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我们就应该去制造业，然后形成比重更大的服务业，因为一般来讲，平均而言我们的服务业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的生产率是低的，我看了一下统计年鉴，2014年的数是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第二产业要低18%，因此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三产业和第三产业是没有关系的发展，仅仅是因为第二产业弱下去了，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了，实际上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也并没有达到保增长、调结构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可能是逆库兹涅兹的过程。因此我们讲的是只有为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服务的帮助它优化升级的生产型服务业才是最好的能够继续推进库兹涅兹过程，同时有利于创新和共享发展的服务业。
第二，制造业VS金融业。我们目前知道金融业这两年，特别是2015年帮助了我们保增长，在我们GDP的6点几个百分点里有很大的部分来自于金融业的发展。但是它也带来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金融业它本身的职能不是为GDP做贡献，是为我们实体经济服务的，因此你说靠金融业本身的增加值来保你的GDP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首先是不可持续的，不能指望永远有，第二是不稳定的，是带来风险的，就是从更负面的角度去看。所以离开供给侧和实体经济，在需求侧刺激经济增长，我人为的释放出更多的流动性，发出更多的货币，如果说这时候你没有在供给侧解决实体经济的竞争力的话，那么就没有真实的投资需求。因此你释放出的这些流动性这个资金会外溢，外溢到不需要竞争力就可以赚钱的领域，很自然就会在金融业里自我循环，甚至流到容易助长泡沫的一些产业当中。因此它反而是一个酝酿系统性风险的一个因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着眼于供给侧，着眼于实体经济去发展金融业，才是一个共享的、可持续的，而且是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过程。这是讲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关系。
第三，制造业VSIT产业、AR产业和相关的新技术产业。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经验教训，IT产业很多人都说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和早年的技术变革是不一样的，IT产业没有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甚至也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更不利于广大工人分享技术的成果，或者他们说这个产业可能还没到来。其实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也知道像工业时期最主要的比如说电力的使用和蒸汽机真正的变成了动力，都是花了一百年以上的时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也确实缺乏共享性，但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其实是同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正在发生一个深远的新技术，但是我们身在其中可能并不知道。我一直在想，因为我过去搞人口，一直关心马尔萨斯的理论，但是马尔萨斯如此悲观的理论是在工业发生的过程中得出来的，也就是说不仅那个时代的人身在工业的时期，而没有体会到工业的发生，广大人民群众还在忍受着痛苦，连马尔萨斯这样高智商的人也没有看到，他在充满了光明的前途的时代得出了最悲观的经济学的结论。因此我们在这个时期应该说是再面临一个新的技术，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把新技术变成是共享的。同样，我讲这个的意思是我们要以制造业、实体经济为服务对象，这些技术才可能是共享的，才从更根本上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技术，这就是为我们讲互联网+，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工具、重要的新技术的载体，但是要+，首先+的是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使得我们过程不会是与广大劳动者无关的，甚至是排斥劳动者的过程。
第四，制造业VS建设领域。这个建设领域包括建筑业、基础设施的部门，也可以包括房地产行业。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说房地产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部门，也是我们GDP的重要贡献者，归根到底，我们也看清楚了这个部门是最容易产生泡沫的，在历史上在很多国家脱离实体经济，人为的去搞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时候，或者去过分刺激的时候，比如说美国当年就是为了安抚老百姓对收入分配不公的抱怨，因此说你们大家都有一个美国梦，就是居者有其屋，因此他们过分宽松的信贷形成了次贷危机。在日本当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的时候，它不知道是供给侧的问题，不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加强了需求侧的刺激，因此把货币释放出来，最后只好都跑到房地产领域。这些都是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在美国造成了全球的金融危机，日本也导致了它失去的30年，这些教训我们都应该汲取，而我们不能指望房地产成为我们GDP增长的大且稳的贡献者。这是房地产。当然它也不是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再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老有一种感觉，因为我们相当长的时间基础设施都是我们的短板，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瓶颈，我们习惯于把这些看成是建在那儿就是一个好东西，所以可以有超前发展。其实不是，基础设施归根到底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因此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是由实体经济的投资需求派生出来的，是派生的需求。如果实体经济弱了，不再增长或者增长速度不那么快了，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应该增长那么快。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地区间的巨大差距，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基础设施短板，补短板的部分我们应该去继续做，但是总体而言除了补短板之外，我们不应该搞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否则的话其实它也没有动力，像企业没有投资动力，基础设施没有投资动力，在这时候我们已经都看到了，我们发出多少项目，发出多少，甚至都发不出去，我真正需求侧有问题的时候就相当于把绳子拴在车上拉这个东西能够拉动，这叫需求侧的拉力。当问题不在需求侧是供给侧的时候，你把绳子拴在车上拿绳子推这辆车，现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都在讲一个词“推绳子”，你能推得动吗，使不上劲，更重要的是其实它本身也是可能产生产能过剩的。所以基础设施也不应该超前。和这些基础设施、房地产相关的建筑业，不管怎么说，我们刺激了这些部门，它容纳了大量的就业，其实并不是，如果说我们现在问题经济增长减速是需求侧的因素，是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一系列变量都不利于保持原来的增长速度，其中第一条就是劳动力短缺，你过快的建筑业的发展，占用了很多劳动力，像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做了测算，把劳动力占用了以后，制造业的劳动力短缺更严重，它的工资上涨更快，快到什么程度，我们过去这几年已经发现了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单位劳动成本，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比劳动生产率，它跟工资成正比，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当工资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时候，单位劳动成本必然会提高，这就是你的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或者说比较优势所在。当你这个比较优势弱化的时候，反过来伤害你的经济增长，本来以为用这个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从根本上它回到了供给侧进一步的降低你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同样建设领域也必须服从于实体经济，服从于制造业，否则它就不是以生产率为目的的。为了使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符合创新、共享这两条，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实体经济和相关的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一切服从于提高生产率在供给侧提高潜在的增长能力。
最后，各位来宾，过几天我们要迎来新的一年，2017年将是我们党召开十九大的一年，也是我们实施“十三五”规划，推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年，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围绕中央决策的需要，产出一批具有战略和全球意义，现实针对性强的高质量智库成果，工经所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在其中承担着重大的任务，需要加强对现实问题具有针对性的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期待并且也相信今天的论坛既是发布工经所重要成果的一个机会，也是各位嘉宾深入探讨重大经济问题的一场思想盛宴，同时也是许多参会单位和研究人员发挥基础研究优势，发挥智库功能的一个重要场所。祝本次论坛成功。谢谢大家！
尊敬的蔡院长、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想讲这样一个题目，20分钟的时间我就要点讲一些想法。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过去六年一直是回调的态势，大家都很关心下一步的走势怎么样，我讲一个大的判断，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不要太悲观。对过去六年的回调到底怎么看，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是一种周期性的波动，有人认为主要是外部的冲击，但我们一直持这个观点，它就是增长阶段的转换。过去六年的时间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转型的过程没有结束，所以下降的压力始终是存在的。
为什么说接近底部呢？我们从两个底部来看，首先从需求侧来看，所谓接近底部主要是高投资要触底，中国经济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高增长，从需求侧是高投资来带动，高投资是有三大需求来源，第一是出口，第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是房地产。目前来看，出口过去我们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这一两年都是负增长，原因就不说了，这只靴子已经落地了，基础设施占比重最高的时候是2000年左右，最近几年总体上已经处在回调的态势，但是它是政策变量，因为我们政府稳增长主要还靠的是抓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无论如何最高点已经过去了。房地产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到2014年出现了一个回落，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短期的回落，而我们的观点也很明确，就是历史性的拐点，为什么？因为构成房地产投资70%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1300套住房，这个点在2014年已经达到，达到以后房地产投资总量是持平，然后逐步的回落。实际上像去年9月份的时候，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已经出现了负增长，今年一季度风云突变，一线城市房价飙升拉动了房地产投资又开始有所回升，但是我们判断这还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应该在今后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从全国来讲总量还是会回落的，基本上回到一种常态，何为常态？就是低速、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房地产这只“靴子”也落地了，这样三只“靴子”落地，高投资触底，从需求侧来看就是见到了底部。
从供给侧来看，去产能要到位，需求侧三大需求在回落，供给侧特别是重化工业也在调整，但是调整的速度相对比较慢，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像煤炭、钢铁，我们一般认为产能过剩都在30%以上。这样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也就是PPI，50多个月是负的增长，最低的时候是负的5.9%。与此同时，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从2014年的8月份以后一年多的时间也是一个负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要“去产能”，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去产能”还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既有一些行政性的手段在起作用，更多的还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个表现在于PPI在去年9月份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也恢复了正增长，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大概大多数的行业利润增长的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这里面我稍微说一下，最近有一些同志也在讨论，像煤炭、钢铁价格大幅度上升，同时在那儿说“去产能”，煤炭、钢铁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你说多了，为什么价格上涨呢。这里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分析，像煤炭现在我们看到的相当大程度上是控制产量，是通过我们有关部门对煤炭行业把工作天数压缩，控制了产量以后，对供求关系是有所调整的。这是一个情况。再有一个情况，产能过剩到底中国有多少产能，这个数字要搞清楚恐怕是非常困难，因为它取决于你往上报数字的时候，它得猜报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对他有利还是不利。其实我们前几年做研究的时候曾经注意到一个现象，当时讲有些行业由于重复建设产能过剩问题很突出，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发现有些生产线虽然说名义上有，实际上早就不生产了，关了，有一些还在生产，但生产的东西没有竞争力，卖不出去，变成了库存，真正能够卖出去，卖个好价钱，具有竞争力的产能有多少，现在有一个概念需要研究，这种有效产能的数字需要研究。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里真正的有效产能的状况怎么样是需要研究的。再有我们现在判断供求关系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市场信号，尽管市场信号有它的缺陷，有时候可能由于会放大一些供求关系，但是市场信号毕竟还是最能够反映真实供求状况的。这些信号都表明供给侧也在接近底部。
刚才讲的是接近底部，我看有人报道说“XXX讲中国经济已经触底”，不是这样，还没有真正的触底，接近底部和实现触底不是一回事。但是我以为，在今后一到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宏观政策比较得当，供给侧改革有实质性的进展，触底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讲到这儿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L”型，说中国经济触底是“L”型的走势，过去6年的回调，就是L型左边的竖边往下走，拐这个弯是触底，触底以后，有些同志很兴奋，触底反弹，特别是炒股票的同志一听说触底肯定要反弹，能不能反弹呢？不论是所谓的“V”型还是“U”型反弹，“V”型是比较粗暴，“U”型是比较温柔，也有人说中国经济明年会反弹到甚至会上7%，也有人更乐观，这个预期是很人的，但是基本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谓的触底是10%左右的高速增长的平台切换到未来的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是平台的切换，并不是在原有平台上的周期性的波动。所以我们讲触底它的确切含义是讲不再下降了，稳住了，逐步进入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对这一点也有人表示疑问，说我们感觉到中国经济还得往下滑，但是我想说根据我们对国际经验的研究，所谓触底实际上是中速增长的均衡点找到了，找到以后是能够稳得住的。根据日本的经验，中速增长的平台大概能够保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样的话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更长远的发展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还有人对“L”型特别是下面这一条边的走势是一种悲观的看法或者是一种负面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将会长期处于“L”型的低迷状态，把“L”型看成是不好的东西。言下之意，哪一天还得走出“L”型低迷的状态，还是刚才讲的还得往上走的想法。这种观点我以为是不对的。“L”型就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就是一种经典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如果我们做得比较好，它有可能成为所谓有质量、有效益，更多的依靠创新驱动，就没有水分，可持续的这样一个新的增长常态。
今后一两年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要触底，但是这个触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触底需要多次验证，而且这一段时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最近讲“黑天鹅”，说一只刚飞起来又飞起来一只，现在不只是一只，是一群，不仅是黑天鹅也好，白天鹅也罢，黑天鹅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它的出生、长大和飞起来都是有道理的，“黑天鹅”的出现是过去浮在水面之下的很多因素，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把它忽略了，它总是要出来的。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有其他几个因素需要关注，一是房地产泡沫和高位扭曲，对创新、实体经济的影响。二是金融风险它的冲击，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三去”，去产能、去库存有进展，但是去杠杆，从全社会来讲杠杆率还在上升，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三是国际形势的动向，特别是特朗普到底采取什么政策，最近我也参加一些会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人看起来不合常规，昨天我又看到一个消息说大概已经公布了说100天的计划，前一段时间我见了美国一个曾经当过部长的一个人，探讨特朗普会干什么，他说美国总统一般是前100天会让人感觉到他是在兑现承诺的，100天以后还是要面对现实的。我觉得特朗普这个人可能和美国以前的总统都不大一样，但是我觉得最后他还得按规律办事。四是政策导向，经济越接近底部，不排除有时候经济还会往下滑。因为根据我们的估计，刚才我讲了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还会进一步的回落，回落以后会带动它后面一堆行业的回落，我们估计大概到明年的某个时候，很可能是年中左右，经济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我们估计这个压力不会太大。但是在这个时候要求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放松的声音可能会很大，但中国经济这个水已经放得不少，再继续放水对我们转型是很不利的。
最后简单说两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能，最近讨论比较多，一讲新动能，很多人都说中国所谓新经济得找完全新的东西，我想说中国经济新的动能其实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所谓老经济或者我们讲的传统领域，但是它可能成为新动能，关键问题是它得加上新的体制、新的机制、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得把这个加法做好，这样会形成新的动能。结合工业发展，六个方面我稍微重点强调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性垄断的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竞争。这些领域目前由于多少存在着垄断的问题，它的效率相对比较低。如果这一块能够打破垄断，放开竞争，还可以吸收相当多的投资。有人说这些领域是不是投资已经很多了，但我以为真正提升效率的投资还不够。而且这一块如果我们效率能够真正的提高，它是为整个国民经济在降低成本，我们现在讲的降成本，涉及很多领域，但是我觉得基础产业通过改革以后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它将会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和运营的成本，是中国范围最大、效果最明显的一项降成本的举措。
第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带来城乡一体化发展。今天不展开这个话题，这是很大的话题，我们讲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认真的考虑城市发展的模式问题。我以为京津冀做文章，不是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这些城市做文章，而是在他们之间做文章，将来需要发展出一大批小城镇，在大的都市圈。这才能解决所谓疏解首都功能，带动产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些问题。但是要实现这些发展，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不能再拖下去，一定要有一个实质性的推进。
第三，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企业分化而出现的优势企业的成长。我认为这对我们现在工业发展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最近已经出现了一个趋势，企业的分化，分化也就意味着有一部分企业和另外一部分企业已经拉开了距离，过去我们注意到，比如一个行业里有10个企业，要赚钱都赚钱，要不行都不行，现在可能两三个企业是赚钱的，剩下五六个企业是不赚钱的，有些甚至相当困难，这是完全符合规律的。说明有一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转型升级和创新，或者换句话说，转型升级创新我们讲了很多年，这个东西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是逼出来的，不转不行了到这时候，而且有人能转得上去，有人转不上去，在竞争压力下转上去转成功的企业将会成为中国下一步转型升级创新的主导力量。对这个过程我们政府最重要的还是要维护这样一个竞争的环境，企业购并是必要的，一定要防止过去这种拉郎配的办法，拿一个好的企业和不好的企业捏在一起，不好的企业一般是好不了的，好的企业也会被拖垮，长期来看通过这样的分化以后，中国将会有一批行业和一批企业成为具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行业，这是中国未来整个工业和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基础。
第四，通过对外对内开放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刚才蔡院长讲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讲得很好，其实我们中国服务业最大的一块短板是所谓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一个国家尽管我们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制造业，但是整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生产效率提升潜力最大的其实还是制造业。服务业中间为制造业服务的那一块生产性服务业也是生产率提升潜力最大的，这一块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重点。
第六，前沿性创新带来增长的潜能。这才是标准意义上所谓新经济或者新的技术带来的增长的潜力。包括像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这几年已经表现出比较好的势头。但是我们也是有短板的，短板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是基础研究，大学教育，一种自由探索的体制机制，这是我们很大的短板，这个短板补不上，我们的创新从长期来讲是没有后劲的，这个基础是不牢靠的。刚才讲这些新的动能相当一部分和我们工业的发展是相关的，把新的动能怎么能够释放出来，就是要推动改革，这就是供给侧的改革，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而且这些供给侧的改革是针对性很强，看得见、摸得着，能够带动改革而且被改革所检验的一些东西所在。这些改革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中国经济就是我们工业的发展，我们整个经济的转型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从我们工业发展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来讲，改革现在大的方向是明确的，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大的方向已经清楚了，但是方法很重要，这里面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的关系，所谓顶层设计就是指方向、划底线，朝东朝西的问题要搞清楚，方向别走偏了。划底线，什么事不能干，什么局面是要避免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到底中国的改革应该怎么搞，它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给地方基层企业个人有更大的试验的空间，试错的空间。实际上改革和创新是一回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找到有真正切合实际的有效的改革路径和办法，这样的话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够有实质性的进展。谢谢大家。
刚才蔡院长和刘理事长已经做了很好的报告，他们都谈了很重要的一些观点。今天借这个时间来谈一个想法，深化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经济运行的风险概率。其实这个观点都是和蔡院长和刘理事长的观点一样，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主题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谈一下工经所的研究和想法。尤其是想从降低经济运行风险概率的角度来谈。
我想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当前经济运行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第二，如果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什么。第三，尤其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到要形成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是什么样，这决定了我们怎么能够实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果我们谈可以从去年中央工作会议“四降一升”谈起，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身提了“四降一升”说法，叫做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和经济风险的概率上升。当然今天运行下来，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下降和财政收入下降这“四降”是根据我们“十三五”的运行规律来的。今年经济运行下来，总体来说我们工业稳住了，工业的增速稳住了，在6.1、6.0上下波动，我们预测今年工业增速可能就6.1，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是6.1，大概跟去年基本持平，因为去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是5.9，这也是23年的最低增速。可能预测2017年会到5.8，会更低一点。但是总体是稳定的。另外我们非常担心的PPI，总体今年下来到了9、10、11基本转正是连续54个月的负增长。同样包括企业的利润，今年运行下来，去年是负2.3，今年变正了。总体来说我们担心的“四降”问题有些改观。这种改观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经济风险的概率这个问题是不是不上升了呢？其实我们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的判断，总体从数据上看是缓中趋稳、稳中趋好，但是还有很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几点，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的矛盾突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尤其谈到金融风险，但是金融风险其实我认为来自于我们实体经济的风险，当然它只是一个表现，包括部分地区的困难增多。
我们所说的产能过剩、需求结构矛盾这种升级增长内力不足，其实今年尤其是靠房地产来保增长，这个很明显，而且依赖度非常高。今年的房地产投资额、销售面积都是大幅度上升。（图）看右边的图基本上回到2013年之前的高度。其实意味着可能我们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房地产保增长的作用还是过度依赖。不仅如此，其实我们还面临一些失衡，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两个大失衡，除了刚才说的房地产问题，还有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的失衡，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失衡，国内投资应该说我们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大概经过努力也就是8点多，尤其是1-10月份是8点多，我们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它的增长1-11月份增长55.3%，11月单月增长6.5%，而且吸引外资我们是逆差的，基本上逆差超过了479亿美元。一方面国内投资激发不起来，另一方面大幅度的对外投资，这是一个失衡。也可能和我们阶段有关，其实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到了这种反差如此之大的阶段，值得我们考虑。另外是国有投资和民营投资的失衡，今年国有投资1-11月份增长20.2，而民间投资增长3.1，这个反差非常大，最大的反差在于国有这一块它的利润率还是比较低的，虽然到了今年后半年以后基本转正，利润率很低，民营企业和企业这种利润率还比较高，利润率高的相反投资在减缓，大幅度的减缓，而国有投资增长得比较快。
我们所说的产能过剩、需求结构矛盾这种升级增长内力不足，其实今年尤其是靠房地产来保增长，这个很明显，而且依赖度非常高。今年的房地产投资额、销售面积都是大幅度上升。（图）看右边的图基本上回到2013年之前的高度。其实意味着可能我们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房地产保增长的作用还是过度依赖。不仅如此，其实我们还面临一些失衡，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两个大失衡，除了刚才说的房地产问题，还有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的失衡，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失衡，国内投资应该说我们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大概经过努力也就是8点多，尤其是1-10月份是8点多，我们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它的增长1-11月份增长55.3%，11月单月增长6.5%，而且吸引外资我们是逆差的，基本上逆差超过了479亿美元。一方面国内投资激发不起来，另一方面大幅度的对外投资，这是一个失衡。也可能和我们阶段有关，其实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到了这种反差如此之大的阶段，值得我们考虑。另外是国有投资和民营投资的失衡，今年国有投资1-11月份增长20.2，而民间投资增长3.1，这个反差非常大，最大的反差在于国有这一块它的利润率还是比较低的，虽然到了今年后半年以后基本转正，利润率很低，民营企业和企业这种利润率还比较高，利润率高的相反投资在减缓，大幅度的减缓，而国有投资增长得比较快。
这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我认为是我们经济的一个最大的风险，至少是长期的风险，因为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能否转型升级，其实决定了整个经济最关键的问题，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的一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当前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叫经济新常态，或者我们做工业化测评，我们认为到了工业化后期或者中等收入阶段，这是基本的阶段。这个基本阶段无非有两条可能，一种是我们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这个深化工业化进程到工业化后期是需要经过技术创新的，通过技术创新深化工业化进程，最后实现我们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供给质量提升，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到一个词“供给质量”，和西方的供给学派的词很少用的，我们用的供给质量。
供给质量提升，关键是我们的效率，制造业的效率，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潜在生产率都在提升，这决定了由于供给质量提升会满足什么呢，到工业化后期是城市化主导的消费结构升级的新阶段，就意味着我们的工业化深化以后，我们的制造业能够满足我们消费升级的。知识型、密集型服务业扩张，服务业的效率会提升，这里谈到两个效率，如同蔡院长提到的根本是效率或者是生产率，这是最根本的。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的生产率提升和整个经济生产率提升可以真正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或者到了后工业化社会。现在看来有极大的可能有另一条路径，由技术创新，工业化进程深化得不够，你的实体经济没有办法转型升级，其实包括现在大家说的虚拟经济，包括金融泡沫都在自己的范围内周转，我投给你实体经济你不能挣钱，为什么要投入你呢，本质上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实体经济制造业自己要真正的能够实现经济转型，当然也要靠这种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如果供给质量不能提升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种蔡院长提到的逆库兹涅兹化，包括工业比重现在在大幅下降，制造业会外迁，现在我们讨论最多的，包括微信上传得很多，很多民营企业家把自己的资本投到美国，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制造业空心化，因为升级不够，最根本从需求角度来说，我们说你的供给方是不能满足城市化主导的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服务业效率比较低，因为服务业效率低，我们经常提到经济学的词叫“鲍莫尔成本病”，这样慢慢的消费力量也转到国外，供给方满足不了城市化这种升级的需要，有钱的人或者是城市化水平高了之后就会跑国外去买抽水马桶盖、电饭锅，于是我们的消费力量转到了国外。这个过程走不出去的话，无论制造业的效率不能再进一步的提升，你的服务业效率也不能提升，最后所谓的逆库兹涅兹化的情况就产生了，于是我们就有可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你的经济就会长期的低迷，这种背景下，我的结论是实体经济能不能真正的转型，它决定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能不能跨越，所以我认为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要想做的话，供给质量不能满足，城市化快速增长的消费结构的转型，我们中央提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你现在供给侧出现问题，你的供给质量，包括产能、库存、杠杆、成本、短板等等问题都存在了，就需要结构性的改革，结构的原因包括企业的结构，你的产品结构有没有高质量的产品，你的素质，企业科研的素质，创新的素质，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产业价值链的分工是不是始终处于低端，我们在区域，全球区域包括地区的要素配置是不是合理，这都是结构问题。当然这个结构归结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无非是你的创新还是不够。我们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来培养创新动力，调整经济结构，最后提高供给质量，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基本逻辑。现在看来一年下来做下来，我们本来应该合理的逻辑通过深化改革，刚才刘理事长提到通过深化改革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为了解决短期的供给问题，往往政府直接出手，不是通过深化改革，是直接去调结构，调所谓的企业、产业、区域的结构，这两方面的力量都是需要的，关键是要平衡好，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之间的作用。尤其要做好深化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是长期的工作，但是现在政府又要短期的业绩，所以它会出手解决短期的供给侧的问题，不是调结构，是解决短期的供给问题。包括我们的供给侧“三降一去一补”之间有整体的改革和单项任务的推进，今年一年执行下来，之所以房地产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认为只有去做房地产才是激励相融，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是激励相融的。所以“去产能”可能不是地方政府所希望做的。于是挑其中单项，而不做系统的改革。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还是创新，这个比较困难，它不去做系统，当然在创新中，关键的企业家的角色和政府的角色也要平衡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要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转型升级，关键是要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体系，怎么样来推进？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了一句话，要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我们认为从现有的把所有的政策梳理一下，大概无非是三个层面，成为体系的三个层面。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区域层面。企业层面就是现在的“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杠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激励完善企业的创新激励，提高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包括我们说的鼓励企业创新，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等等，这可能是企业层面的。产业层面的政策，一方面化解过剩产能，去产能，另一方面我们推进“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做一系列的培养新兴的产业。这两个也是产业层面的政策。包括我们现在争议很多的，以前强调产业政策，尤其强调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我们现在需要从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转向一些功能性的，尤其是我们要发挥竞争政策，刚才蔡院长说一定要以发展理念去引导，而不要直接去调结构。区域层面，关键是在区域怎么样劳动要素、资金要素跨区域有效率的流动，于是和我们“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等，这些区域战略又吻合在一起，这些战略的核心就是通过市场机制与创新发展来构造一个新工业生态系统，每个区域是一个新的制造业的生态系统。这些正是我们基于这种理解，今年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我们2016年的内容体系、核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在一个总论篇之后会有企业篇、产业篇和区域篇，每一个企业、产业、区域篇我们都有专门的解读，其实恰恰我们认为我们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6）》梳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体系，以它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
我们今天我们会发布两个，一个是《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6）》，一个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一会儿由叶博士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这也是我们做的，智库做的指数，总体衡量一下2005年到2015年协同发展的情况，我们有一个亮点，我们以所谓的这种发展理念来引导的，刚才说以新发展理念引导，我们形成了五大发展理念的指数，包括创新发展、协同发展等等，这种五大发展理念指数。待会儿请叶博士专门谈。
因为我们会议还有一个主题是“一带一路”，我把“一带一路”这个战略也放到了我们区域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我们这几年还做了一项工作，我们把“一带一路”64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进行了一个评价。（图）这个图的颜色，深颜色是工业化水平高的，浅颜色是工业化水平低的。评价的结果，工业化初期有14个国家，如果按64个国家来算，工业化中期有16个国家，工业化后期有32个国家，后工业化有2个国家，我们的基本想法是你需要把这些国家不同的工业化阶段进行区分，区分之后就有不同的国家有一个发展阶段的判断，工业化水平决定了经济发展阶段。因为我们的发展经济学有一个理论，不同的发展阶段，工业化不同的时期，它的主导产业不一样，比方说工业化后期的国家往往是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产业，而资本密集型是工业化中期的产业，像重化工业，现在我们这一块是产能过剩比较主导的。工业化初期是劳动性密集的产业，如果我们有64个国家不同的分类，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的产能去合作的时候应该挑哪些国家，比如说按我们产能规划，主要强调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天航空、船舶、海洋工程，这是我们重点的要进行产能合作的领域，而这些领域需求最大的是那些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他们需要，对这些国家我们有很好的去联络、去合作。我们给了大家一个60多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图，也是一个产能合作的一个导向图。所以这个研究以后，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是我们经济运行最大风险，不要仅关注表面的，最终归结到金融风险。二是着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是深化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体系是由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方面构成的。以上是我的汇报，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我代表出版社做一个成果发布。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媒体界的朋友们，以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年度主体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6）》今天和大家见面了，这算是正式发布。有关内容刚才黄群慧所长其实已经讲了，我也不好展开讲，要展开讲这本书得讲半天。
这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发布的第21部工业发展报告。21年来，工经所密切关注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紧扣时代的经济脉搏，持之以恒坚持每年发布这样的权威报告，这在国内的诸多研究机构中实属仅见，正是由于这样的坚守，才让我们能够既全面系统又具体而微的了解中国工业发展的脉动，准确感受工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特殊作用，把这些研究成果集合起来，就是半部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经济史。我能够每年参加这样一部既有事实和数据又有观点和评价的报告的撰写算是一种幸运，如今全程参与编写的工经所科研人员已经越来越少了，我刚才看看海舰算是一个，陈耀算是一个，包括所长、在中间都断过，但是后起之秀越来越多，方法和数据越来越权威和科学。所以这部报告的内容越来越厚重和更有份量了。
21年来经济管理出版社作为这部报告的出版者，有幸承担了编辑出版的光荣任务，在确保编辑校对和印刷装订质量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高出版效率，如果说工业发展报告的内容是工业经济所全体科研人员的智慧结晶，那么编辑、审校和出版质量则是经济管理出版社全体人员辛勤付出的结果。正是基于社科院工经所的这份信任，我们尊重这份托付，也因此，经济管理出版社历练出来了一种空前的团队合作意识和精益求精的精神。这越来越凸显出经济管理出版社在中国出版界所具备的突出出版质量和效率的品牌声誉。并凝聚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现在凡是需要出急书又需要保证质量的都不约而同的找经济管理出版社，这样说有一点做广告的嫌疑，作为经济管理出版社的一员我们愿意为经济管理出版社代言，预祝论坛成功。谢谢大家。
刚才张社长也讲了报告的过程和发展历程，21年了，也借此机会感谢经济管理出版社对我们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面第二个报告发布，今年1月份中国社科院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这个智库是落在我们社科院工经所，当然我们还有京津冀其他的一些单位，成立一年来，这个智库开展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的调研，今天是第一次发布这个指数，请大家多批评指正。
下面有请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布局研究室副主任叶振宇博士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大家欢迎。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媒体界的朋友，早上好。很荣幸受课题组的委托代表课题组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现在大家拿到手的报告就是我们这次要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报告。
在发布这个报告之前，首先我要感谢一下工经所的所领导以及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的六家理事单位，正是因为他们的大力支持，才使我们这个报告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报告的写作任务，以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车测算的结果，还有一个问卷调查的发现。
这个报告简要从四个方面介绍，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编制的背景。我们知道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因为这五大发展理念，我们在考虑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编制的时候，我们认为从五大发展理念入手也是下一步我们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理念。
我们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社会各界在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到底也没有取得阶段性效果，以及这些效果有没有获得老百姓和社会各界的认可。这个指数的发布也就回应社会的这种关切，到底京津冀这种协同发展有没有取得阶段性的效果，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京津冀像大气污染有没有得到改善。我们想通过这个报告以及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给大家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答案。
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的构建是基于五大理念的视角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同发展指数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区域层面，一个是京津冀整体的协同发展。从三个地方，省层面，包括两市一省层面的发展指数，形成“1+3”的形式，我们整个协同发展指数的评价体系是紧扣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目标以及《“十三五”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我们整个指标体系的评价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包括创新发展，每一个发展以及理念层，每一个理念层包括五个目标层。这样五个发展指数再加上每一个指数有五个目标层，构成了25个二级指标。这些在报告当中都有，不一一介绍。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每一个指标的权重不是我们通过打分的，实际上是客观的，我们认为每个指标的权重每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的权重是均等的。省域的综合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同样包含5个一级指标，但二级指标的选择则综合考虑了各地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得性等因素，不再追求每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指数相等。选取时间是2005年-2015年，这样能够更长时间来比较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件事情的发展过程的效果。个别指标出现了缺失，我们通过不同的处理方法来补齐。
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的结果分析，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图），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总体上从2005年到2015年是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2013年以后非常明显，上升比较快，我们不能怀疑，实际上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效果。我们还可以从调查问卷来看，通过1000多份的问卷，京津冀三地，包括企业、政府官员、学者、普通老百姓，我们通过根据京津冀人口，两市一省的人口比例分配问卷调查的分数，通过1000多份的问卷调查结果，我们发现接近60%的受访者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是持肯定的态度。我们在调查北京的800多份的受访者，超过九成的认为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有将近一半，45.71%的受访者肯定其成效。
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哪些指数起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共享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数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而协调也有一定的作用。相比之下，京津冀在创新发展指数和开放指数的作用相对较小，这两个指数也是处于平稳上升的趋势。
我们在调查问卷过程当中发现，比如大家感受到京津冀非常重要的，像我们的交通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展，我们对出行环境做了一个问卷调查，70%的受访者认为京津冀交通的一体化动作较大，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瓶颈路的拓宽改造已经全面进行开展。从京津冀三地的综合发展指数来看，京津冀三地综合发展指数总体上是处于上升的状态，三个地方的上升趋势比较明显。如果从三个地方的指数值比较，北京是最高的，天津是次之，河北是最低的，这跟我们现实的感受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取得阶段成效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老百姓还有哪些不满意？从我们调查问卷结果来看，我们发现大家最不满意的还是空气质量，58.79%的受访者认为京津冀的空气质量不仅没有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从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的成效来看，有64.62%的受访者认为协同治理的成效一般或者略有成效或者略有推动。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是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过程，我们问卷调查把我们的指数也是很短期的阶段性变化，我们下一步也会继续跟踪。
各位早上好。首先祝贺今天会议的隆重召开，也祝贺刚才两位高水平报告的发布，我听了两个报告，第一个报告内容很丰富，有很多亮点，第二个报告很及时，很新，特别是对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今天会议的主题，我就一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因为时间关系，我的发言题目是“如何推进2017年的去产能工作”。我就谈这一个问题，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很广泛。
近年来，中央经济政策的思路越来越明确，从2013年提出的三期叠加到2014年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再到2015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刚刚结束的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一个重要个判断，就是“党的以来，我们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这样一个重要的判断。应该说，这些判断都说明了中央已清醒的认识到必须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必须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必须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2017年，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如何继续推进去产能工作，我想谈几点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特别是钢铁和煤炭行业，2016年钢铁和煤炭行业去产能的重点任务，钢铁行业是4500万吨，煤炭行业是2.5亿吨。目前来看，还有几天的时间，肯定会全面提前完成年初设定的目标。按照原计划，在“十三五”期间，也就是从去年开始的五年，钢铁行业要压减1到1.5亿吨的产能，煤炭行业要在近年来淘汰落后的基础上再退出5亿吨的产能，减量重组5亿吨，加起来10亿吨，这样来看，2016年已经完成了“十三五”期间全部任务的三分之一，煤炭行业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
回顾和总结2016年的去产能工作，我认为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目标明确、任务清楚，从中央确定总的目标到根据已定标准进行任务分解，再到地方按照目标和任务层层执行，应该说从上到下都是坚定不移的推进这项工作，推动力很强，这是一个特点，我这是一个中性的表述，至少有这样一个特点。第二是抓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而不是一刀切和平行用力。目前不少行业都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选择有代表性的主要行业和领域推进去产能工作应该是非常必要的，其中钢铁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煤炭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两个行业的总量和规模以及就业在中国都是体量最大的行业之一。而且国内外的关注度非常高。比如钢铁行业，因为它的出口这几年一直超过了1亿吨，去年接近1.2亿吨，煤炭行业又是与能源转型、环境和气候变化这些国内外关注的问题密切相关，所以选择这两个行业推进去产能的工作，应该说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的关注度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从重点地区看，无论是钢铁产业比较集中的河北还是煤炭产业相对分布较多的山西，都是2016年推进去产能工作的重点区域，能够集中见效。
前面发言嘉宾也谈到，今年下半年以来，钢铁和煤炭市场的回暖和效益好转，虽然有多种影响因素，但是去产能至少应该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说明抓好去产能工作确实是有利于行业脱困发展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去产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推进方向的正确性。
虽然2016年的去产能工作已经提前全面完成了任务，但是仍有不少需要完善和进一步思考的地方，特别是下一步如何做到标本兼治、长短结合至少有几个方面是需要思考和探索的。
第一，各位都想到而且都在谈到的是如何更好的发挥市场机制在去产能中的作用。刚才我提到2016年去产能工作有一个特点，是上上下下目标明确，推动力很强，我说是一个中性的表述，其实这里面包含了政府的行政行为，也包含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是更多的人希望能够发挥市场机制在去产能中的作用，因为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次的产能过剩的问题，特别是家电、食品、纺织等轻工行业，都曾经出现过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但其实最终靠市场的力量实现了供求平衡。所以，这一轮产能过剩主要是在重化工领域，但是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也应该或者值得去学习和借鉴。这是下一步2017年去产能工作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第二，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怎么很好的结合起来。原则性体现在必须完成中央确立的任务上，灵活性是指遇到具体情况要实事求是。我们在地方调研中发现，去产能的任务越是分解到基层，就越没有了灵活性。比如说以钢铁行业为例，如果过多的去掉高炉的产能，就对会转炉的配备产生影响，导致企业无法做到生产设备的最优化，我们去过不少的钢铁企业看。另外，比如中央目前的奖补政策，主要是针对人员的安置问题，但在实际中也遇到一些新情况，比如有些企业早已经停产了，只是设备没有拆除，也没有人员安置任务，这些企业就不能得到这个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在运营，但其实人员安置的压力也不大，主要损失是资产损失等等。所以按照现有的政策也不属于奖补资金的范围，所以下一步政策方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出台一些相关方面更加合理的政策，另外对一些已经停产的企业和没有停产的企业要区别对待。
第一，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深化之年，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可能出现一些新的不确定性的变化，所以推进去产能工作必须和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统筹考虑。一方面要坚持稳中求进这个工作的总基调和方，另一方面也要坚定不移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以要把调整和调控有机的结合起来，所谓的调整，我指的就是去产能，调整就是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
第二，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用市场化和法制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工作。按照我个人的理解，2017年我们的去产能工作将会更加还是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意味着将会更加严格的执行行业标准和加强监管，否则的话去产能工作还主要靠行政手段来推进，一个是工作难度很大，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法制化去产能将会是2017年去产能一个重要的特点。
第三，市场化去产能。我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研究。比如是否可以考虑把各地区产能的目标变成指导性目标，而不是强制性的目标。同时，建立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给地方一定的可调节空间。另外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是否可以探索产能置换指标的交易，解决微观层面，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平衡性问题，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钢铁行业的高炉和转炉的配备问题等等。
此外，我想提两个问题和大家进行讨论。第一，2017年的去产能和去年以来的去产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也可能各位已经关注。就是去产能主要是解决已有生产能力的问题，那么是否要减少存量产能，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在物理上消灭产能，这是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的问题，刚才刘主任也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不需要，可以通过现场的办法，通过调解产量的问题可以实现市场供求平衡，非要去动产能，也就是潜在的生产能力，似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或者市场机制本来就可以自动的使得一些企业退出市场。当然另一种观点认为，还是要在物理上消灭产能。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问题，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于落后的产能现在说不清楚没有达到标准的产能，恐怕在物理上消灭是必须的，否则一定会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我说的是落后产能，因为它原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放在那里其实也是风吹日晒雨淋，不应该再发挥作用了。但是对于达到标准的产能，还是应该通过企业的停产、限产这种方式来实现平衡。
第二，去产能是否需要严格控制增量。刚才说的是物理上消灭存量的产能，再就是去产能是否需要控制增量。这里面也有不同的认识，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严格控制增量意味着限制准入，不利于竞争。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的产能过剩是中低端产能，高精尖的产能反而不足，严格控制增量可能不利于高精尖产能的建设和投产，这是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看法。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其实我提到这两个问题都是不大容易给一个唯一答案的问题。这是否需要控制增量呢？因为产能过剩行业通常是伴随着恶性竞争的，这种恶性竞争不利于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行业利润的正常化，所以控制增量主要还是靠竞争政策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以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关键是要建立防范和化解过剩产能的长效机制。
最后，钢铁和煤炭是不少地方的主导产业，短期内去产能毫无疑问会对这些地区的发展带来压力，比如影响GDP，影响财政的增长速度，增加就业的压力和提升银行的不良资产，但我们一定要辩证的看，特别是从短期与长期、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上全面的认识去产能的工作。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虽然不可否认GDP增速仍然是目前最重要、最有效的考核指标之一，所以去产能过程中也要适当降低对调整任务重地区的经济增速目标的预期，为地方实质性的推进去产能创造空间，同时也能避免地方政府姑息甚至纵容一些落后产能和违规项目的上马，但是从长期来看，还是要靠改变发展的方式来推进去产能工作。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下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时候，探讨一下供给侧，尤其是技术供给侧的结构改革问题。因为这是当前我们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由大转强，尤其是创新突破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很难点的问题。
分三个板块：第一，新工业与中国制造的关系。第二，怎样通过突破路径依赖实施创新驱动。第三，结合地方实践，探讨一下从工业“4.0”到推动工作“4.0”。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再回归战略。应该说中国制造面临着高端回流包括低端向新兴工业体转移的双重压力。新一轮的工业瞄准的是制造方式的变革，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把智能制造作为下一步推动的主攻方向。中国制造2025实施以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就是23号我们在长沙召开了一次现场会，克强总理也作了重要批示，对成效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从顶层设计、技术创新、基础能力、智能制造、装备进展情况看都有新的进展，尤其是我们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强度，在2015年达到了0.91，就是一百块钱的销售收入，我们研发投入达到了九毛一，是这样的水平。比2014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现在来看，我们的研发强度虽然达到了这个水平，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企业基本上是在2%-3%的水平，所以我们仍然差2-3倍以上。
前一段时间波斯顿公司也发布了世界一百强制造企业，尤其是创新，主要针对创新名单，中国又次缺席，为什么？主要的问题，我们看到的一百强企业，就像青藏高原8000米以上的高峰一样，但这些高峰座落在4500米的高海拔平台上，所以我们缺少的是高海拔的支撑的中国制造、高端创新的平台。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打造这个平台，我们在整体推进的同时，关键是要重点突破。在哪个地方突破？就是要突破基础研发和广大企业个性化技术之间的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应该说我们有一批这样的平台，但是还没有形成网络化，没有这一批平台或者这一批平台目前比较薄弱，导致我们的前沿技术和首次商业化之间存在一个空白点。所以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0%，而发达国家在40%左右。所以我们的投入差2-3倍，产出转化差4倍，整个科技创新的供给可能达到了10倍以上的差距。
我们现在从发改委、科技部，国家各个部委都在力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我们现在看创新的投入已经不小了，但是我们创新的载体都处于“孤岛”现象，从国家重大的科技计划，包括重点实验室的分布来看，还没有形成一个网络化的、互相之间协同的创新体系。所以我们一方面确实要实现点的突破，解决有无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更重要，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怎么样优化全社会创新的资源存量，引导建立企业创新的外部性支撑，加快形成技术的供给机制，尤其是点的突破以后要形成对行业的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所以现在虽然有一些企业有点的突破，但对行业的整体提升并没有起到重大作用，这是当前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第一个工程，也就是首要工程，就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到2020年我们打算建15个，到2025年建40家左右，核心的问题就是要适应当前企业创新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从原来的单一的线性创新，向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转变，目标就是建立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机制，要用新的方式、新的方法、新的机制。
第二，创新驱动怎么能突破路径依赖。大家已经认识到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关键问题要突破制造技术长期以来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中国制造的新起点就在于要构建高效的技术供给的新体系，这样才能支撑企业掌握个性化的核心技术，从而推动产业技术结构的优化，推动制造业向高端迈进，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立足国际竞争，由大转强。这是我们的一个逻辑起点，而切入点就是高效的技术供给的新体系。但是，在这个新体系的问题上，核心的问题确实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瓶颈，就是“死亡谷”现象，美国分析了美国制造业，尤其新兴领域在研发投入方面的资金流情况，经过大数据分析他们看出来了，就是在中试这一端基本上没有资金投入，而我们现在全社会口径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2%，达到了2.0%几，但是因为“孤岛现象”，因为缺失的中间带导致我们投入的成本很高，但是创新的产出效率却不高。看一看美国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今年9月份，为了提升这个计划的知名度，把它改造为制造美国项目。到2020年，他们提出来未来要建15个，后来提出要建45个，有效的解决缺失的中间带问题，“死亡谷”问题。
德国有一大批创新型、技术革新能力非常强的，甚至是有工匠精神的制造企业，隐形冠军，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类似于弗劳恩霍夫应用协会这样的一大批的为企业提供非营利性、公益性的关键共性技术供给的机构。所以我们说供给侧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是制造业，而制造业是我们创新的主战场。所以不改革共性技术的供给问题，制造业企业技术的来源问题，我们制造企业只能不断走规模化这条老路，只能在国际价值链分工微笑曲线的中间地带徘徊，走不出这个怪圈。
美国的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或者是制造美国项目，我们更加关注的不但要是建多少创新中心，更加关注的是他用什么方法来创新，我们说这就叫工艺。美国仍然坚持在市场不能起决定作用、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实施政府选择的政策，并不是完全交给市场，但它是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进行政府选择。美国的制造网络项目，只支持4-7级，他把制造业分成9级，从产业化以后分到9级，他只支持4-7级的项目，而在这个级别里，他要看同样一个项目，比如说在第7级有6个项目，他看银行有多少，企业自筹有多少，风险投资或者天使投资有多少，他选择需要政府补贴最少的那个项目，他也认为如果风险投资或者是银行、基金投资特别多，说明他的风险最小，国家只支持这个项目。所以美国是通过选择性的政策，增强鸿沟式的点式干预，对鸿沟进行点式干预，所以这里面才是美国NNMI制造业创新网络技术支持的重点，效率很高，用10亿美元就要建15个国家级的创新中心。
举个例子，有时候我们研究美国的创新，容易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去分析美国的战略。美国在一战的时候，因为土制炸弹导致美军伤亡很大，需要一个探测雷达，美国的招标书就58个字，除了提出雷达的性能指标以外，要求该雷达WBS列表，提供每个WBE的QCD和TRL，TRL最低要达到5级，70%的WBE的TRL要达到7级以上，就是这样一个招标书，90天以后雷达研制成功，投放战场。在座很多同志可能看不懂这个表，我开始的时候也看不懂，这是美国50年代就实施的科技项目的遴选机制，这是美国创新效率高的奥秘所在。
WBS、EVM、TRL是美国国家制造项目工作机制的核心。在这个基础上又推出了网络计划，我们把它叫做4.0，应该说WBS是1.0、EVM2.0，TRL是3.0，现在又推出了4.0，这是我们和美国线
中国制造已经从大国要转向强国，中央从一二三四五六届全会都进行了整体部署，从我们的产业政策来看，下一步确实要从单纯的选择性政策，鼓励功能性加选择性的政策，现在最难的就是如何选择。所以需要创新政府选择的方法。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技术的基础上，社会管理方式如何适应新技术的变化，我们是不是也要思考工作的标准化和数字化问题？
第三，“工业4.0”要配合“工作4.0”。当前的主攻方向，改革的难点就是支持创新方法的革新问题，我们怎么支持？怎么提高政府公品和公共服务的效率，从而最大限度的提高科技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用1.0的办法，手工作业的办法，文山会海，这种办法，“5+2”、“白+黑”的办法来推动我们现在新的技术，包括复杂的经济情况。
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宁波作为中国制造2025第一家试点示范城市，他们在推动工作中如何利用大数据的办法，数字化、信息化的办法来推动工作，他们建立了办公室顶层的工作标准，又引导企业建立了底层工作标准，同时对于市场包括孵化器、中介机构的中层建立了推进机制。数字化的前提是什么，是标准化。他们把政府部门，产学研、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孵化器、军队，但军队比较少，都进行了分解，资源到底有多少，他们建立了政府版的标准，也建立了企业版的标准，大家按照同样一个标准来申报项目，就像我前面讲的美国的雷达招标书的思路，他用标准+平台的形式，用标准化的方式缩短了政府、产业、学、研、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家都用一个普通话去说话，能互相听得懂。同时，他在企业层面，凡是企业要申报政府资助的项目必须明确你在哪一级上，就是TRL技术就需度到底有多少，政府重点支持4到7级，这里还要看企业自筹多少，市场基金要多少，再看政府需要补贴多少，这样一种精准化的办法提供支持，而且是在竞争的前提下提供支持。
通过这三张表就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解决了市场竞争难的问题，在六大市场主体公开博弈以后，60%的科研成果就直接转化了，不需要政府支持，因为解决了信息的不对称。那么市场不支持或者需要政府补贴的一部分，政府在解决这个鸿沟问题，而且凡是政府补贴4-7级的项目，必须跟踪到13级，就是达到商业回报，而且要求形成这些的技术要在一定时间内低价向本市企业转让，形成了对行业的技术扩散机制。所以所有这些工作的推进都是为了形成市场的金融态势，提高财政资金的产出效率。在每一年的基础上，因为它实现了标准化才能有效的形成数字，数据库，每一年都形成一个年度报告，进行数据分析，然后不断地形成2015、2016、2017、2018一直到2025的年度数据，进行校正，进行修正。总说我们做工作要做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什么是痕，什么是印，就是形成数据，形成我们实实在在的成果。社会科学的方法我们也要同步进行，要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需要。当然这个工作宁波也在探索，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情况主要是想依赖社科院这种高端智库，对宁波、对很多地方的实践的小样本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完善，从而向全国推广。
我们用第一个30年，从建国以后，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第二个30年，解决了从有到大的问题，下一个30年，我们重点解决从大到强的问题，就是自主创新问题。黄群慧所长也说过，在从大到强的转变过程中，我们整个的思维方式、工作逻辑和生态体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从哪里切入？恐怕就要从技术供给，尤其是遴选技术供给这样工作机制上切入，用标准化、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办法提高我们的效率，提高我们的治理能力，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品的效益。
谢谢李北光司长给我们做了精彩的发言，下面第三位发言的是韩国队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首席代表杨平燮先生，大家欢迎。
大家上午好。我是韩国队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杨平燮，我今天很勇敢的用中文讲。今天我讲的内容是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韩经济合作的方向。分三个部分，第一是现在的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变化，新保护贸易主义，超级FTA时代和产业的稳定。第二，现在中韩经济贸易的状态，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入了新常态，是一个转折期。第三，就这样一个环境的变化情况下，以后中韩经济合作要做什么方向。
第一，现在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世界经济和贸易越来越下降的情况下，要加强世界经济保护主义的情况，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的增长率是下降的，以前世界经济增长3.4%以上，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了2.2%。按照这样的经济下降的情况，世界贸易增长率也是下降的，以前是5%左右，现在是0.2%。这些情况下，中韩之间的贸易也是受到影响的。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保护主义的扩散，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以后的保护主义可能会更强一点，这是我的预测。
现在区域主义也是加强，特别是最近超级FTA的时代，美国为主的TPP，在亚洲也有，这是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的情况，这是现在全球最重要的变化，这是超级FTA的时代，特别是看左边的图片。（图）到2020年年底的FTA的动向，这当中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区域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特朗普上台以后，他说反对TPP，反对以后肯定有全世界的超级FTA的变化，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上台以后，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肯定加速，肯定推进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和第四次产业。我们看第四次产业来说，现在中国和美国国家都在推动工业4.0，工业4.0新的变化来说，以前新兴国家能够提供很多价值链和产业链，但是第四次产业链的时候，主要的国家，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左边这张图，是第四次产业以后，全世界的价值链也有变化，还有以德国为主的欧洲价值链，还有以中国为主的亚洲价值链，这是我预测的价值链的变化。现在全世界的环境，中韩经贸合作环境的来看，中韩经济合作方面的变化，贸易和投资方面，贸易方面我们强化了，2014年达到2900亿美元，2015年和2016年中韩贸易增速越来越下降，特别是近两年是负增长，这是最近的情况，我觉得中韩贸易已经进入了低增长的时期。
从投资来看，现在韩国对中国的出口投资，直接投资现在有550亿美元，还有中国企业对韩国的投资也是有变化的，特别是中国“走出去”战略以后，中国企业对韩国投资越来越上升，到今年6月底来看，中国企业对韩国投资已经超过了10000家，投资额也是超过100亿美元。从以前的投资来看，韩国对中国的投资比较多，现在双方相互投资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我们贸易和投资方面传统的经济合作。现在新领域方面的中韩经贸合作，特别是货币和金融方面的合作，2014年12月年底，我们在韩国开设了人民币和韩国直接交易，还有今年6月，在上海外汇市场，开设了韩币和人民币直接交换。这样的情况下，中韩贸易当中，人民币利用比例越来越多。去年中韩贸易当中，用人民币结算的大概是67亿美元，今年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这是中韩贸易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2016年已经超过了6%。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中韩之间，人员来往越来越多，现在2016年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现在在往新的方向扩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去年12月，中韩FTA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明年是第三次降关税，就中韩贸易来说，在东亚地区只有一个自由贸易区，特别是FTA的内容比较宽泛，是一个高水平的FTA，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韩贸易当中，包括中韩FTA生效以后，两年内开设服务投资贸易协定，以列负面清单的方式来谈，这是很重要的内容。
12月20号，我们评估过，评估的时候全世界经济下滑，全世界贸易下降的情况下，中韩FTA对中韩经济有好的促进，我们评估了，中韩贸易产品多元化了。成立了贸易之后，跨境电子商务比较发达，今年比去年增加了两倍以上。贸易方面进出口增长的也比较快，还有两国之间的投资也扩大了，这是很重要的变化。
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借读生，2015年10月份，两国首脑之间签订了很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第三方市场和“一带一路”，还有关于设立中韩合作投资基金的方式，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国际产能的问题，中韩之间就产能合作，我们现在已经有基本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平台。在第三方市。
